枪毙阎瑞生

时间:2019-10-11 03:48来源:管家婆马报彩图大全
“枪毙阎瑞生”与《一步之遥》 管家婆正版四不像图,1920年,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出现了一起惊世大案,赌徒闫瑞生伙同两个街头混混杀死红极一时的名妓王莲英。案件辗转数月告破,

“枪毙阎瑞生”与《一步之遥》

管家婆正版四不像图,1920年,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出现了一起惊世大案,赌徒闫瑞生伙同两个街头混混杀死红极一时的名妓王莲英。案件辗转数月告破,闫瑞生当年即被执行死刑。但此案因其话题性一石激起千层浪,数年中,在文艺界掀起一波又一波创作潮。
2014年12月18日,姜文导演的电影《一步之遥》(后文简称《一步》)在全国院线上映。上映之前,该电影因审查问题推迟首映礼。电影全国上映之后,诸如“看不懂”“太自恋”“睡着了”之类的差评迅速席卷网络和各路媒体。即便有业内人士站出来为电影竭力辩护,但最终也未挽回这场姜文电影的票房口碑双重滑铁卢。这部电影也成为2014年最具争议和话题性的作品。
上述两件相隔84年的事情,似乎之间并无相关。但近年来对民国题材尤其感兴趣的姜文,在《一步》中正是选用了“阎瑞生案”作为故事原型。

从闫瑞生到马走日

闫瑞生案中的两个核心人物,是凶手闫瑞生,与被害人王莲英。在《一步》里,这两个核心人物变成了马走日与完颜英。那么现实案件中人物与电影作品中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呢?
首先闫瑞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尽管他的祖籍是河南汤阴,但其父母在上海做生意,并生养了这个独子。闫瑞生所居住的上海,是一个人口只有百万左右的小县,沿着黄浦江建造,老城和租界界限分明。他出生于1895年,当时中国局势动荡,外敌入侵如火如荼,中日甲午战争之后,马关条约签订,“公车上书”、广州起义先后爆发。
这一时代背景在《一步》中有所借鉴,马走日两次讲到自己在北京皇宫中的经历:大清危亡之际,他劝说慈禧太后推行新政,稳定政局。但电影模糊了具体的历史年份。这是姜文在电影中的习惯做法。但以此推论,电影中的马走日并非是上海人,而是因在清朝覆灭、北京无立足之所后,逃到了上海。
电影中唯一一个接近上海人的角色,只有王志文饰演的戏曲大腕儿“王天王”以及那英饰演的“竖弯钩”。其他诸如项飞田、武大帅、武六武七、齐赛男等一干角色都具有北方背景和人物气质,而另一主角完颜英更是被配了一口纯正的京片子。所以《一步》是一群北方人在上海滩发生的故事。
在《一步》之前,所有对闫瑞生案有所涉及的文艺作品,都遵照史实,将其置于一个“恶人”的位置。甚至无数次试图挖掘闫瑞生幼年时的经历,认定其从小就养成了贪婪、残忍、报复心强的个性。例如反复被谈及的闫瑞生四岁时搞的一个恶作剧——1899年闫父生日,一个姓黄的孩子来他家吃面庆贺,闫瑞生将事先抓好的一把苍蝇,捣成肉泥,拌入对方的面里。那个孩子吃完后上吐下泻,一整夜疼得死去活来。而阎瑞生这么做的原因,是那个孩子数日前曾经恶作剧,在他喝的豆浆里放了一点香灰。
这种“事后诸葛亮”的追究并无太多意义。倒是闫瑞生在死前的自述里的追忆能够触及他个性的发展脉络。自述中,阎瑞生坦陈他“素性好赌”。13岁那年,他曾将他母亲给他的10元大洋,连同他“朝夕饲养”的两只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边,“以博胜负”。不料,刚一交手,他的蟋蟀便就落荒而逃,铩羽而归,气得他当场就“将所养蟋蟀,两头一齐捏毙”。 (注:《阎瑞生自述》,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,3页)事后,他对母亲撒谎,说她给他生活费丢失了。1913年,18岁的阎瑞生进入上海震旦学院读书这座法国背景的新式私立大学,在建立之初引起了很大反响。梁启超获知此事后,曾欣然写道:“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,吾欲狂喜。”
闫瑞生进入这一名校,显示出其优秀之处。但虽然学校里校规严格,他仍然经常“买醉于酒楼,寻芳于妓院”,或“于晚间休课时,与三五同学,同居寝室,掷骰以博胜负”。为躲避校方检查和处罚,他用豆腐干做成赌博用的骰子,“既无声息,又无痕迹”,赌完还能“吞而食之”,因此被他视为“绝妙之赌具”。(注:《阎瑞生自述》,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,4页)
这些肆无忌惮的违规行为日积月累,最终让学校忍无可忍,阎瑞生在毕业前夕被校方除名。而他的家庭仍寄希望于他浪子回头,继续供给他生活费,他转而考入北京交通传习所,并最终完成学业。
进入社会之后,他奉父母之命成婚,但并不尽心养家。他先后在华北银行、良记公司和法租界电车公司供职,每月收入并不少,经济独立并且有所余力之后,他又将自己的收入投入在赌桌之上。所以,现实中行凶的闫瑞生,是一个已婚的老赌徒。
了解了闫瑞生,我们再看马走日,与闫瑞生这个真正的杀人凶手不同,从电影开幕后马走日的自白开始,这个角色就被设定成了一个“好人”,姜文完全舍弃了对马走日这个人物角色早年经历的追究,而是一开始就迅速设定了聪明、讲义气等角色优点。到后来马走日舍身救项飞田、因维护完颜英名誉而不惜被抓、在逃亡中维护武六的各种情节,更是将一个有情有义的北方汉子的形象完全立了起来。
所以说,如果“闫瑞生案”,讲述的是一个“小坏蛋长大后成了大坏蛋,杀人越货之后法网难逃”的故事;那么《一步》讲的则是另一个故事:一位“好人”如何在“冒险家的乐园”翻云覆雨,之后却误杀好友,逃亡许久之后最终被各种利益、积毁销骨的人言所杀。

“花国大选”

既然电影故事的性质已经与现实案件发生了逆转,那么我们必须看一下受害人发生了什么改变。
《一步》中的完颜英是连续三届“花界大选”的“总统”得主(原台词为“花国总统”,后因电影审查未过,改为“花界”)。如前文所讲,完颜也是来自北京,在马走日口中,她为满清皇室遗孤,贵为“格格”,因清朝覆灭而流落上海。在上海滩这座“冒险家”的乐园,她本身就是“冒险家”的一份子。电影并没有过分强调其“妓女”的身份,而是在花界大选及之后的情节中反复描绘她的聪慧、高贵、善良、大气、浪漫、有理想等品质。她并非情窦初开的少女,却保留了炙热动人的初心,她悲剧性的结局为这个传奇般的人物奏响了最强音。
而现实中“闫瑞生案”的被害人王莲英,本是苏州甪直人,小时候,“秀外慧中,洵属可儿”。她的生父名叫许阿桂,嗜好赌博,吸食鸦片,最终穷困潦倒成为无赖。而王莲英的母亲,出身贫贱之家,个性放浪,人品低劣,不务正业,平日里为人做媒拉线为生。为了获取钱财,王莲英的父母二人将女儿卖给妓院为娼,这家妓院位于上海今天的云南路,老板姓王,故莲英从此改姓为王。
与电影的角色设定不同,历史上的王莲英只参加了一届“花国大选”,并且最终名次为票选第三名,被封为“花国总理”。
那么,这项历史上存在的“花国大选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
其实花界选举之类的游戏从古代就有,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《醒世恒言》中,就有一篇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的小说,女主人公即是才貌双全、名噪京城、被称为“花魁娘子”的名妓莘瑶琴。
所谓的“花魁”,多是由古代的文人雅士寻欢作乐时,见到美人,争相吟诗作赋、吹捧盛赞,以至美名远扬,往往没有什么正式的选举,而只是民间的非正式称谓。
一旦得到“花魁”称号,妓女就会身价倍增,寻芳猎奇者源源不断。北宋末年深受宋徽宗宠爱的绝色名妓李师师,明末以李香君、柳如是、陈圆圆为代表的“秦淮八艳”等,都是一个时代的花魁。
花魁的称呼后来有所改变,1897年,李伯元创办《游戏报》,首开媒体花榜评选,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;进入民国,又随政局变化而演变成总统、总理和内阁各部长。
1917年,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的老板黄楚九重金收买《戏剧报》主编郑某,让其帮忙策划了一场轰轰烈烈的“花国选秀”——第一届“新世界群芳选举”,借此评选上海“花国”名妓。
这位黄楚九老板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、娱乐大亨。他又名黄承乾,字磋玖,浙江余姚人,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、史学家黄宗羲的后代。
黄楚九早年随母亲学习家传中医医术,后在上海开设诊所。1890年放弃中医,改营西药,开办中法药房。在经营过程中很擅长利用广告宣传等手段,一掷千金,回报也相当丰厚。1912年,黄楚九正式进军娱乐业,在上海开设新舞台。次年创设“楼外楼”屋顶花园。
1917年他与人合伙在跑马厅一角开设“新世界”游艺场,生意兴旺。但很快合伙人把黄一脚踢开。黄愤极之余,再在跑马厅一角开了“大世界”游艺场,规模超过“新世界”,上下五层,各种地方剧(扬剧、常锡滩簧、申曲)、弹词、说书、清唱、文明戏、戏法等等应有尽有。成为上海滩一处地标性景点,但凡来上海的外地人,都要到大世界来一饱眼福。同时“大世界”也成藏污纳垢之地,娼妓众多,大白天也肆无忌惮地拉客,正派人视此地为畏途。
晚年,黄楚九的各种投机生意遭遇挫折,又频频遭黄金荣、杜月笙等人打击,急恨交加,重病加身。1931年1月19日病逝,享年五十九岁。
黄楚九白手起家又由盛至衰的过程,是当时上海滩纸醉金迷世界的一个缩影。
第一届新世界群芳竞选大赛,将四马路周边大约两万多名妓女都召集起来,登台献艺。一张选票对外售卖卖一元大洋。
法国学者安克强在其著作《上海妓女——19—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》中讨论过这一届的“群芳大会”说:“尽管被选举的对象只是一些高级妓女,但它看上去却更像是一场选美比赛。同时,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举制度,而是模仿了中国的政治制度。它选举产生的是‘花国’的代表,从总统、副总统一直到参政院的参政,另外还有各部的总长、次长。这实质上是对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。此外,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,投票资格也是根据财产来决定的。一个嫖客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大量的选票投给某个高级妓女。”(注:安克强:《上海妓女——19—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,70页)
1917年12月12日的《新世界》报刊登报道,决赛当天,王莲英一身男装,“浅灰袍裤金马甲”,款款登上共和厅正中的歌台,放声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《逍遥津》,顿时赢得满堂彩。
1917年12月23日,第一届“新世界群芳选举”揭晓,花国总统由另一名妓徐第夺得,花国六部总长颁给小林黛玉。王莲英则当选为花国总理。(注:《新世界》1917年12月24日第二版)
随着“花国总理”的金字匾额连同“莲钱出水千人选,英武能言四坐春”的对联赫然挂起,技压群芳的王莲英也就改弦更张,鸟枪换炮,以当红明星的标准,重新开始包装自己。
为了出风头,她“对于衣服饰物唯奢是求,手指上常御大钻戒,光耀炫目”。 她将普普通通的金银首饰全都看做破烂一般,凡是国产的绫罗绸缎就更不往眼里去。她要穿就穿进口的哔叽料子,要戴就戴如假包换的南非钻石。(注:郁慕侠:《大少爷谋害妓女》,《上海鳞爪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,194页)后来她又在上海有名的别墅区小花园,购买两幢新式房屋居住。(注:海虞懊侬生:《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》,上海图书馆1920年7月第一版,40页)如此奢华,不一而足。
而电影《一步》中的完颜英,“花界总统”连中三元之后,同样也过上了奢华挥霍的生活。但与王莲英为了个人享乐肆意挥霍不同,完颜英选择的是另一条路,她将钱财甚至自己,都“奉献”给了上海滩需要慰藉的人们。完颜英更像是一位博爱布施的女菩萨,几乎算是摆脱了尘世中人贪享金钱和愉悦的劣根性。而她唯一的追求,只剩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。
所以,现实中的“花国总理”王莲英,因为奢靡的生活与派头,招来了财迷心窍的闫瑞生。而电影中的完颜英,奢华生活如过眼云烟,她最后是死在自己浪漫的爱情想象中的。

丧命之夜

电影《一步》中,完颜英的死因始终没有完全说明。其丧命之夜,完颜英向马走日数次表白,乃至求婚,未得应允。她最后甚至举枪威胁,以死相逼。一直敷衍婉拒的马走日,最终只能用鸦片麻醉了她。二人乘上汽车,互相说着各种情话,直到来到郊区麦田。赏月、玩枪,最后要将汽车“开到月亮上去”。在几乎半梦半醒的幻觉之中,完颜英的丧命,是没有一个清醒的见证人的。次日一早,车已毁,人已亡,醒来的马走日带着畏罪心态和负罪感,择路而逃。
历史上的1920年,闫瑞生已经彻底沦为一个流氓赌徒,日夜混迹于声色犬马场所、沉迷在轮盘骰牌之中,经常因还赌债而到处借钱。端午节前,阎瑞生丢了工作。毒瘾上头的他找到老相好——妓女题红馆,说自己最近手头紧,讨了一枚钻戒,过几天就还给她。转头把钻戒当了600大洋,去了江湾跑马场赌博,结果一下子又把钱输光。
这一下闫瑞生完全走投无路,成了一只被逼到墙角的饿狼。慌不择路之下,他竟然开始动了“抢劫”的心思。而他的目标,就是题红馆的姐妹——王莲英。王莲英天天佩戴名贵首饰招摇过市,煽起了他的贪婪和疯狂。
于是阎瑞生找到两个酒朋赌友,茶叶贩子吴春芳和方日珊,说服了他们一起干一票。1920年6月9日,在经过连续几天的侦查后,阎瑞生决定行动。他向好友“富二代”朱子昭借了辆轿车,与吴春芳、方日珊约定时间地点。然后前往约好的牌局上诱骗王莲英。
阎瑞生谎称要带王莲英去街上兜风。在当时的上海,轿车算是稀罕的奢侈品,能坐着兜风相当风光,王莲英答应了。他们的车子经过弄堂口时,吴春芳、方日珊上车。
第一步得逞的阎瑞生将车开出上海四马路,拐入西藏路,再进静安寺路(今南京西路),然后一直西行到曹家渡,经北新泾到虹桥,又向东到南洋公学(今交通大学),再调头向南。及至抵达市郊,天已完全黑了。路旁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,到处黑压压的,没有一个人影,阎瑞生决定下手了。
关于王莲英的被害,在《闫瑞生自述》里写的详细情况是这样:“见路边有一大片麦田,便停车,说是下车小便。王莲英并不以为疑。阎走后,吴春芳与方日珊则将王莲英从车子里拖了出来,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哥罗方药水往她嘴里灌,使其昏迷”;之后,他们“又用麻绳在她的脖子上紧紧紧紧地勒了十几道”。及至阎瑞生回来,“发觉王莲英尚有气息,恐其复活过来,就叫吴春芳与方日珊再度使用药水,再将王莲英勒死”。(注:《阎瑞生自述记》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)
但是,《枪毙阎瑞生》一书(上海新闻编译社1920年冬月第一版)中则说阎、吴、方三人,一起动手,谁也脱不了干系。
《枪毙阎瑞生》说王莲英被按倒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阎瑞生说的。王莲英说:“哥哥,你要钱,我给你钱好了。你不要弄死我的命。”阎瑞生“当时跳上去”,只顾拿带有麻醉作用的哥罗方药水“往她嘴里灌注”。吴春芳和方日珊将王莲英勒死后,即“将被害人身上所御之大小钻戒各一只,珠项圈一个,碎钻耳环一对,碎钻挖耳一支,碎钻手镯一只,碎钻别针二只,金手表一只,金小镜一面,尽行劫下”,藏入衣袋,后又给了阎瑞生一部分。阎瑞生让他俩“移置莲英于低处免为路人所望见”,自己则原路返回,“将汽车交还朱家车夫”。又“往各处应酬”,努力给人一不在案发现场、二没有作案时间的假象。(注:《枪毙阎瑞生》,上海新闻编译社1920年冬月第一版,16页)
一个鲜活活的生命就此变成了“三尺孤坟,浅草乍碧,一抔黄土,夕照余哀”。(注:海虞懊农侬生:《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》,上海图书馆1920年7月第一版,56页)
关于闫瑞生为何要杀王莲英,还有另外一个说法,《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》的作者海虞懊侬生认为,闫瑞生对王莲英有强烈的占有欲,并因王几次拒绝而恨意大生。阎瑞生常常找王莲英喝花酒,但王三番两次拒绝他的要求,后来阎瑞生又得知王莲英有一位姓杨的旧情人,醋意大发。(注:海虞懊侬生:《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》,上海沈鹤记书局1921年菊月重刊,15页)
按照这一说法,阎瑞生最后决定杀人越货,固然有其洗劫财物的故意,同时也有报复王莲英的心理。
那么电影里,马走日对完颜英,有真正的爱情吗?笔者认为应该是没有的。尽管马走日喜欢完颜英的人品和高贵气质,但电影中表现出来的,他对完颜英是战友般的深情厚谊。我们并不排除马走日心中有爱慕之情,但直到完颜英死,都没有发展成真正的爱情。而他为了完颜英打了钟三儿,也正如其自己解释的:钟三儿特别讨厌。完颜英死后,马走日表现出的忏悔,也完全不是误杀爱人后痛彻心扉的懊悔。

逃亡之路

笔者认为电影《一步》中,马走日发现完颜英死后选择逃亡,并不合逻辑。首先,死亡原因事实清楚,二人吸食大烟,深夜车祸致死,马走日有责任,但非刑事责任;其次,警官项飞田是马走日的兄弟,武大帅之子武七是他的合作伙伴,也相当于靠山;再次,上海滩本就是纸醉金迷之地,有钱能使鬼推磨,马走日在上海滩覆雨翻云,必然也有钱有势。综合这三点,按照角色和情节设定,完颜英死后,马走日不应该慌不择路,直接逃跑,完全没有必要。
但是,如果马走日不逃走,这戏也就没办法往下演了。所以,尽管动机并不够有力,但马走日还是逃了。
关于逃亡,历史中闫瑞生的逃亡虽然时间长达两个月,但情节相对简单。王莲英死后5天,1920年6月15日早晨,尸体被上海西区徐家汇镇的村民发现,仰面朝天,头发蓬乱,脚上有袜无鞋,颈上还缠着绳索。
几乎同时,大马路(今南京东路)上的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,说曾当选为第一届“花国总理”的高级妓女王莲英,与嫖客朱某,同乘牌号1240号的汽车,随身插戴价值几千余元的金银首饰、珠宝钻石,外出游玩,再没回来。于是闫瑞生的嫌疑犯身份很快就确定了。
阎瑞生暴露身份当天,逃往了60里外的松江佘山一座天主教堂。随后偷偷潜回位于如今上海西郊青浦的岳父家。岳父随后发现他的罪行后,不肯包庇,闫瑞生不得已又乔装打扮,乘“太古瀛洲”号轮船逃往青岛。此时,上海地方检察厅与租界巡捕房已经联名发布通缉令。
他想要像那些前清遗老、民国罪魁一样,托庇洋人势力,逃避法律制裁。但此时他早已是惊弓之鸟,在青岛遇到一个算命的,信口开河,说有女鬼追他,只有远走高飞,投亲靠友,才能逃过此劫。于是他又仓皇而走,坐火车到济南,月底又到徐州,计划逃回河南汤阴的老家。当晚在火车站,一个路警发现了身上空无分文的他,并与同事协同将其逮捕。
1920年8月8日上午7点30分,阎瑞生被移提到上海,暂押老闸捕房。至此,此事件已经进入尾声了。
而在电影中,马走日的逃亡是影片的过渡,也是高潮之前的铺垫,可谓一波三折。首先马走日本可以求得武大帅的赦免,最终却“舍己”救了项飞田;随后他还可以舍下面子求武六救他,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独自逃亡,消失在上海滩茫茫夜色之中。
然而,本来已经销声匿迹的他,近乎成功逃脱法网了,却因为“王天王”的一出戏而再此露面,又因极力想维护完颜英的名誉而暴露自己,以致被捕。
这还不算结束,被捕之后,围绕“救他”和“杀他”,更多的故事发生,也引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,电影也借此展示了芸芸众生纷繁姿态:以恶俗媚俗求名利的王天王、卖友求名的项飞田、杀友求权的武七、自有一套生活逻辑的齐赛男、外强中干的武大帅,以及为爱奋不顾身、背叛家族的武六,这些人都在马走日接下来的逃亡过程中,扮演了不同的角色。
可以说,《一步》前面的大概一个小时,完颜英死之前,都是电影的铺垫,从完颜英死后,这部电影已经基本与“闫瑞生案”无关了。而后面马走日逃亡,才是导演姜文想要表达自己拍摄思想的重头戏。相对于一场案件本身,姜文更感兴趣的是案件卷入的各种当事人的心态,以至案发后众位无关人等的各种反应。
电影里演出独角戏“枪毙马狗日”的王天王,也是有历史原型的:汪优游,又名汪仲贤,是旧上海著名的时装新戏演员。汪优游本是上海市民喜爱的“风流小生”,因受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,思想大变,求以戏剧为工具,引导观众注意社会问题。在“阎瑞生杀人案”发生之后,汪优游受其启发,于是自编自演了舞台剧《枪毙阎瑞生》,据说上映之后也是场场暴满。
而对马走日一往情深的武六,身上也有一点闫瑞生老相好题红馆的影子,在闫瑞生赌债缠身时,题红馆曾几度施救。
总之,一场原本平平静静的“闫瑞生归案记”,在电影中变成各怀心事的人相互角力,先是一场各方斗智斗勇的文争,再来一场敌我飞车枪战的武斗,姜文将“枪毙马走日”真真假假地折腾了个够,而这种折腾,对于一部电影来说,“戏剧性”的程度都是高于普通观众接受水平的,更像是高于生活、浓缩生活,甚至上升到荒唐程度的舞台话剧。姜文将一出实验性很强的话剧搬上大银幕,这也是电影票房最终“败走麦城”的重要原因。

闫瑞生与马走日之死

在砰砰梆梆的枪战戏里,马走日几乎像是被敲锣打鼓送上了“死刑台”。此时,这位末路英雄已经完成了与电影中各方势力的决裂。
在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片里,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桥段,整个世界被邪恶势力几乎完全占领,形势如大厦将倾,超级英雄伤痕累累,退守一隅,只有一位伙伴(或爱人)相伴,成为了世界唯一的光明和希望,然而这盏残烛,在狂风暴雨之中也摇摇欲灭,而这个时刻,英雄需要做点什么,来逆转乾坤!
被围困在巨大风车之上(“风车”的出现当然也并非随意的,正是姜文对唐吉可德大战风车的致敬)的马走日,正是这样一位超级英雄。
在论述这位银幕英雄之死前,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真实的闫瑞生之死。
1920年8月19日上午,公共租界会审公开庭审阎瑞生,阎对谋财害命供认不讳,并供出了拉人入伙、劫财杀人、逃往外埠等细节。
8月20日午后,租界当局本拟在第四公堂审理王莲英被阎瑞生等人谋害一案,实在因为闻讯前来看热闹的市民太多太多,造成公堂内外秩序大乱,不得不临时改为楼上第二刑庭审讯,想要围观的人大半不得入内。
1920年8月27日午后,租界当局“着令起解”,予以引渡,将阎瑞生、吴春芳“押乘汽车至北火车站,乘快车至新龙华站下车”,交给了淞沪护军使署军法课。(注:《阎瑞生吴春芳已解护军使署》,《申报》1920年8月28日)
9月23日,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总稽查处发出通缉令,说安徽徽州府歙县苏村人方丽山,即方日珊,“为因与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十五号,在虹桥路荒地,谋毙妓女莲英一案有关系,业由会审公廨出票拘拿在案,因此合行通缉。”(注:《通缉莲英案内方丽山》,《申报》1920年9月24日)
10月8日,莲英案讯理终结,阎瑞生和吴春芳当堂对质。阎瑞生死到临头,依然百般狡辩。
吴春芳问:“阎瑞生,你凭良心说,不但谋害是你起意,绳子是你叫带的,当时在麦田内还拿药水瓶子灌那个女人,你这还不是要把她弄死吗?你还想把罪推在我一个人身上?”
阎瑞生说:“我现在已经承认了。我图劫莲英之财,不能不将她谋害。堂上如能成全,总求格外加恩。”
淞沪护军使署军法课课长一声冷笑,展开判决书就读:“被告阎瑞生,事先起意,临时实施,其为本案首要,固无疑义。被告吴春芳,听从被告阎瑞生邀约,转纠在逃之方日珊,共同实施,实为本案共同正犯,且核其犯行至为残忍,实为穷凶极恶,罪不容诛。被告阎瑞生吴春芳二名,均应按照惩治盗匪法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,判处死刑。”
1920年11月23日午后2时,阎瑞生和吴春芳被押赴位于龙华西炮台大操场的刑场,执行枪决。当时刑场附近,水泄不通,万人空巷。“观者倾城而出,吴淞小火车,至车顶上亦载乘客”,围了上万人。阎瑞生双目紧闭,一声不吭。吴春芳则高唱西皮二黄,大声辱骂“烂污婊子害人”。
据《申报》记载:“围观者之中,有一女子,年约二九,于执行后,乘汽车同至龙华桥相近,大哭不止。有人传说,即系题红馆,究竟是否,不得而知。”上海滩的故事,往往有个扑朔迷离的结尾。
闫瑞生案的结局,是法网恢恢、凶手伏法的一个简单故事。给人留下更多谈资的是,阎瑞生服刑之前,在狱中留下了一部长达数万言的“自述”。他在“自述”的最后写道:“昨天我从巡捕房里出来,只见慈母泪流满面,知道是在为我痛心万分。我是一个独子,从小到大,没有一天不受到慈母的溺爱。平日滥嫖狂赌,慈母总是声泪俱下地告诫我说:‘你要不是早日悔悟,我一定会看见你自食恶果的一天。’我以为老生常谈,过耳就忘。及至今日,后悔莫及。真可谓‘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’,这完全可以作为人世间一切作恶之人的教训!”(注:《阎瑞生自述记》,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,18页)
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关于“闫瑞生案”的史实到此就结束了,似乎更像是一篇近代版的“醒世恒言”。闫瑞生的这篇个人回忆录后来被出版,公之于众,更是为日后各种形式的再创作给足了原始材料。
与闫瑞生死前长长的自述陈情类似,电影《一步》中马走日被围困风车台上后,也做了一通长长的自述,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众人说了个分明。这场戏如同一场对马走日的审判上的被告法庭陈词,只不过这场审判,以青山绿草为法庭,以天地为法官,以众生为陪审团。
与闫瑞生一样,马走日知道自己的结局是“必死”。闫瑞生在死前留下自述,警示后人,他的死留下的是一个叹号;而马走日的死,留下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:为什么一个好人最后落得一个“必死”的下场?为什么世间事如许黑白颠倒,不容真相?以及为什么本有机会逃生的马走日,却几次三番放弃生路,最后选择了一条死路?而这条死路并不是一场正义的审批,而更像是一种自我献祭吗。

身后之事
姜文的电影,最后落脚于一个问号,但这个落脚点还是比较扎实的。与“闫瑞生案”相比,姜文想要的,并非一句对世人“善恶终得报,天网自恢恢”的“警世通言”,而是对“真作假时假亦真,无为有时有还无”这句话的阐释和追问。
这种阐释和追问是有价值的,这是一个相当“艺术片”的主题。但姜文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去看他电影最后的追问,也为了迎合市场和取悦投资方,为这个晦涩的主题做了一次华丽炫目繁琐花哨的包装,就像把一颗以毫米计算直径的钻石,密密麻麻包裹了一座房子那么大的外包装,郑重其事地送给观众。
让观众一层层剥开去寻找钻石,首先这种行为被观众认为是“自恋自负”,而过分华丽的包装被认定为“浮夸”,大多数观众没有耐心拆到最后。而有些坚持拆到最后的观众,发现满坑满谷的包装纸,相比之下,小小的一粒钻石几乎被淹没,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所以,这次姜文借“闫瑞生案”做的一次自我世界观的陈述,内心真诚,外表玩世不恭,自己想法太多,玩“亦真亦假”的游戏,玩丢了观众,也在所难免了。
让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。“阎瑞生案”从发生到结案,都称不上复杂。但此事最值得说的不仅是案件本身,更多是案子发生后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反应。
1920年6月15日,王莲英的尸体在麦田被发现,第二天报纸就刊登了此事。到了7月2日,《申报》上就刊登了一则广告,说他们要出版《莲英惨史》。之后各类报纸上大大小小的报道层出不穷,而《阎瑞生自述》、《莲英痛史》、号称“惨情小说”的《枪毙阎瑞生》之类的小册子更是不一而足,纷纷登场,一时间充斥街头报摊书肆。
9月20日,《字林西报》还撰写了社论《莲英与电影》,这篇社论说这起凶杀案的细节跟电影情节非常近似,很多电影桥段都是从这抄袭来的,比如凶手是三人组,受害者是漂亮不安分的女性,夜晚的兜风和凶杀等等。那段时间,上海滩流行放映好莱坞的侦探片。
1920年11月23日,阎瑞生在龙华被枪毙。11月24日,上海滩同时有两部戏在演这件事,一个是在大舞台,一个是在笑舞台。大舞台演的是连台本戏《莲英劫》;笑舞台演的是文明戏,也就是早期的话剧,《莲英被难记》。
当时江南一带的戏曲门类都改编过这个案子,在上海,最热闹的时候,一天有5家戏院在演阎瑞生案的戏,甚至京剧名角孟小冬也曾参演。上海百代公司在1921年2、3月份还出过一张唱片,录的就是孟小冬的阎瑞生案唱段,叫《惊梦》。
1921年2月,在南市九亩地的新舞台也演了话剧版的“阎瑞生”,还在报纸上做广告,说自己的戏跟别人的不一样,力求还原当时的现场,舞台上有一辆真汽车做道具,甚至还在台上做了一个水池,以表演阎瑞生当年跳河逃脱的情节台。
在这种情况下,电影版《阎瑞生》的出现也顺理成章。
电影《阎瑞生》跟上海兴起的第一波电影产业潮是同步的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,上海已经有人在拍电影,但规模都很小,电影时长很多只有10来分钟。一战后,进入上海的外国电影中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,大家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。电影对某些投机商来说是商机,如同炒股票一样。
但电影版《阎瑞生》并非投机商人拍的。当时上海有一群在洋行里工作的年轻人,他们都喜欢电影。这群人里有顾肯夫、徐新夫、陆洁等,他们和中国早期电影渊源很深,有些人一直从事电影行业直到1949年后。他们在1920年冬天建立了一个叫中国影戏研究会的组织,最初不到十个人。1921年1月份,他们在《申报》上登了预告,说他们正在编中国第一本电影杂志。
资料显示,1921年5月,他们在《申报》上登了广告说自己正在拍阎瑞生的电影,自称投资5万元。问题在于,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些年轻人从没拍过电影,也没有摸过摄影机。后来,商务印书馆接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这单活。商务印书馆在1917-1918年间就成立了活动影戏部,但该馆的主业仍旧是教材,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拍的是教育电影,但其实是娱乐电影。电影《阎瑞生》的导演是商务印书馆的,有资料称导演可能是两个人,一个是任彭年,一个是徐新夫;掌机人是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廖恩寿,执笔剧本的是商务印书馆杨小仲,他后来成为有名的导演,曾拍过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。
1921年7月1日电影上映,中国影戏研究社包下来当时上海最豪华的电影院夏令配克影戏院——解放后更名为新华电影院。该影院位于现在的南京西路凤阳路一带。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夏令配克影戏院放映。做广告的时候,他们还自我标榜说电影是“真实出演”,涉及到当时犯罪的地方,比如一品香饭店,王德昌茶叶店,佘山天主教堂,都是实景拍摄。
电影《阎瑞生》的票价当时是1块和1块5两种,生意非常好。电影放了一个礼拜,每天晚上放两场,第一场7点,第二场9点半。这整部电影有100分钟,分为10本胶片,每本10分钟。首映当周的周六白天,电影加映了一场。也就是说,在首周,《阎瑞生》共放了15场。好评如潮,轰动影坛。
当时有的影评家撰文写道:“在真实性追求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,演员的表演因较熟悉剧中人,也有突破。”“编剧紧凑,男女演员均能适如其分,其中主要而最精彩者,为饰演阎瑞生的陈君,神情状态活画一堕落青年,观之殊足发人深省,国人自摄影片竟能臻此境界,殊出意料之外。”但也有人批评《阎瑞生》宣扬“色情恐怖”,上海总商会曾要求取缔,江苏教育会也视《阎瑞生》“有碍风化”,提起取缔之呈情。在舆论压力下,部分地区禁映了《阎瑞生》和《张欣生》。
据1927年的《中国影戏大观》所讲,电影在第一个礼拜赚了4000大洋。之后更是不断再映,并在全国轮演,大概一直演到1924年。
但自这部电影之后,“阎瑞生案”在文艺界便逐渐沉寂,只是反复出现于讲述民国轶事的各类书籍以及各种传奇故事之中。
“阎瑞生案”重回大众视野当中,是2009年相声演员郭德纲表演的长篇单口相声《枪毙阎瑞生》,但这一作品影响范围较小。
以上历史上所有这些基于“闫瑞生案”的文艺作品,都有“好看”与“不好看”的区别,但无一例外,结局都是凶手伏法、正义获胜,它们除了满足人们猎奇的心态,还附加了警示的道德目的。
时过境迁,如果我们单单把这个案子当做文艺创作的题材的话,其实已经被一嚼再嚼、难有新味。但笔者认为,即便姜文不费脑筋,将人物立场、故事情节原原本本变成电影剧本,加上大量爱情戏份、动作戏份和电影特效,再请现在的《一步》原班人马来演,一部直肠子的爱情动作悬疑大片,其观众反响和票房结局,一定不比现在更差。
但如果是那样,姜文也就不再是姜文了。他本意既是烧水做汤,而汤在浓时,他才从旧物堆中重新翻出“闫瑞生案”,抽筋剥骨,去除杂物,单选两三味做食材,加入汤中佐味。岂料,这几味佐料倒搅浑了一锅汤味,于是,从闫瑞生到马走日,一步之遥,却让人畏而远之了。

参考资料:《近代上海大事记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
《阎瑞生自述》,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8月第九版
《上海花国总理莲英惨史》,上海沈鹤记书局1921年菊月重刊
《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》,上海图书馆1920年7月第一版
《枪毙阎瑞生》,上海新闻编译社1920年冬月第一版
《上海妓女——19—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
《大少爷谋害妓女》,《上海鳞爪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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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管家婆马报彩图大全 本文来源:枪毙阎瑞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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